一个字的重量——在2026年国际劳工节之际

今年四月，一个安静的字突然站在了舆论的风暴中心。部分网友指出“嫉妒”二字含有女字旁，在历史使用中常被附着“女性善妒”的刻板标签，形成了对女性的隐性污名化。有人转而寻索一个更为“干净”的表达，他们从唐代柳宗元的《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中翻出“忮忌”一词，建议以此替换“嫉妒”。很快，某款换装游戏将游戏文本中的“嫉妒”改为“忮忌”，几款学习类APP也在单词释义中添加了这一古词，甚至有小学生在作文里写下了这个连多数成年人都需查字典的生僻词。在支持者那里，这是一种“先破后立”:打破父权话语的逻辑，重新建构属于自己的叙事。反对者则认为，汉字中从“女”字旁的褒义字并不在少数（好、妙、妍、娴），更何况现代汉语中“嫉妒”的使用也早就不再跟性别强挂钩了。更有语言学领域的从业者严厉批评这种主张，指出“忮忌”与“嫉妒”仅具表面上的近似，实际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语义与情感强度。这些反对声音却招致了更激烈的回应，最典型的例子是，有女性网文作者因未使用“忮忌”而被举报、被网暴，沦为舆论中的众矢之的。

这场风波足以引发我们的联想。因为就在同一个月，快得几乎来不及消化，其实就是这几天，另一则表态消息便进入公众视野。4月28日，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境外组织正大量资助“躺平网红”，批量制造“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短视频，试图侵蚀青年的奋斗信念。文章标题辛辣而具深意——《煽动“躺平”的他们，正忙得脚不沾地》。

于是这样一幅奇异的图景出现了。有人忙着改“嫉妒”为“忮忌”，有人忙着揪出境外势力。两件事看起来毫不相干，却共享一个耐人寻味的姿态。它们都在语言层面上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而语言背后的那些沉重而具体的问题，却被悄然绕过。

这让人想起另一个更为隐微的语言议题，这也是我在去年劳工节推文的核心议题。五月一日，这个日子在中文世界被称作“劳动节”。细究起来这个译名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上世纪初，当李大钊等先驱在《晨报》副刊和《新青年》上宣传这个来自西方的节日时，“劳动节”作为一个中性的译名并无不当之处。甚至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还曾有过更直白的翻译“万国劳动者团结大示威”。彼时这个译名指向的是工人的觉醒、团结与抗争，是李大钊在《五一节杂感》中所说的工人“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

问题在于，同一个词语在后来的社会使用中逐渐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功能漂移”，强调“劳动”的抽象美德同时淡化“劳动者”的具体处境。五一节的纪念对象从那些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流血的工人，悄然变成了一个抽象的道德主体即“劳动”本身。这一错动当然不是最早翻译者的初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整个社会的话语实践中，成为一种不被察觉的集体选择。

有学者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来分析这个过程。当统治阶级的话语成功地将特定阶级的利益呈现为“普世价值”时，霸权便实现了。当一个原本铭刻着工人抗争历史的节日，被逐步重新叙述为歌颂“劳动光荣”的道德庆典时，原本尖锐的阶级问题就在这一套语言转换中被平滑地消解了。节日的名字虽然没变，其指向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却在悄悄的改写中被抽换。

但今年五一最值得关注的或许还不是这个由来已久的语言现象，而是开头那两件事同时出现所揭示的某种时代症状。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并置在一起看一看。

关于“嫉妒”改“忮忌”，一个不难察觉的事实是：不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双方都陷在一场符号层面的战争里。支持者相信修改偏旁部首可以消除性别偏见，反对者则据理力争此改“不合法”。但真正值得追问的则是，当一个女性劳动者因为怀孕被变相降薪，当一位母亲在求职时被问及“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而男性求职者从未被如此提问——这些发生在具体生活中的性别困境，能否通过将“嫉妒”改成“忮忌”而得到丝毫的改善？符号正义也许能够带来一时的心理慰藉，却无力回应物质层面的不平等。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一旦这种道德绑架成为常态，公共讨论便会沦为立场站队。“谁喊得响、谁更能扣帽子，谁就掌握‘正确’的定义权”。当所有火力消耗在词典和字形的战场上，真实的分配问题反而在话语的缝隙间滑落无踪。

再看国安部那篇文章。文章向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情绪开火，但它给出的诊断却令人不敢信服。将青年的疲惫感和无力感归因于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这固然逻辑上毫无破绽，境外势力确实存在，意识形态渗透也不是空穴来风。然而奇怪的是，文章中对于引发这种情绪的社会结构因素，诸如劳动时间过长、上升通道收窄、住房教育医疗负担等，却几乎只字未提。当一个社会习惯于将所有内部矛盾都用一个“外部敌人”加以解释时，暴露的不仅是解释力的贫乏，更是一种对问题的逃避。困境无法被命名也就无法被解决，能说的好像只是一个空洞的敌人、一个含糊的“他者”。借用阿尔都塞的概念，这篇文章所做的工作，无非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社会成员“询唤”为特定的主体。不是追问结构性问题的主体。是警惕外部敌人、坚守奋斗信念的主体。

将这三件事，嫉妒改字、躺平的外归因、劳动节的语义漂移，放在一起看，一种共同的症状便显露出来。它们各自表达了不同的焦虑，却共同指向一个相同的问题，即语言层面上的激烈动作替代了物质层面上的实质行动。女权网友改字，治理者揪境外势力，劳动节表彰劳动抽象之美——一个改字的民间冲锋号，一篇官方的警示文章，一个承载着历史的节日，它们好像都在各自的战场上忙得脚不沾地，却集体绕过了那个最应该被看见的：劳动者，具体的人。

而正是在这里，五一节的本源具有一种独特的提醒价值。

140年前的五月，芝加哥的工人走上街头，不是为了修改词典中的任何一个字，也不是为了揪出什么外部敌人。他们要求的是一天只工作八小时。当时工人每天被迫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工资却只勉强糊口。1886年5月1日，约25万工人以芝加哥为中心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5月3日，警察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工厂向罢工者开枪，打死打伤多人。5月4日，工人们在干草市场广场集会抗议，期间有人投掷炸弹，警方随即开枪镇压，数百人被捕。最终，法院以谋杀罪判处四名工人领袖绞刑。1889年，恩格斯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这个节日是用鲜血换来的，不是用修辞造出来的。

将1886年工人提出的“八小时工作制”与当下实际情况对照，一组数据值得注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9.0小时，日均工作9.8小时。140年过去了，八小时工作制在很多行业仍然只是一个理想。据新京报报道，2025年12月，一名21岁的安徽籍员工在江苏某电子厂宿舍内猝死，家属反映其生前“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广东某电器公司员工在宿舍猝死后，家属被公司拒绝提供劳动合同。这些具体而微的事件，可能比任何宏大的理论都更能说明问题。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曾提出一个关键概念——“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认为学校、媒体、工会甚至家庭，都在以非暴力的方式不断制造符合统治需要的“合格主体”。这套机器最精巧之处在于，它不用通过直接的压迫施加影响，就能在不知不觉中主动认同某种身份。当劳动者被询唤为“光荣的劳动者”时，他们便更难以同时识别自己作为“被剥削的劳动者”的身份。表彰大会上的“劳动光荣”与发生在工厂宿舍里的个体悲剧，不过是同一台机器的两种产出，一种制造认同，一种制造服从。

根据官方数据，2026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拟表彰2426名，强调“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其中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比37.22%。相比之下，劳动节的本源，1886年的干草市场，却没有什么表彰大会。那里只有警察的子弹和被捏造罪名送上绞刑架的工人。那时没有“劳动光荣”的标语，但有一个阶级在为生存底线而团结。这不是说表彰有什么不对，更不是说今天应该再去重复当年干草市场的流血事件。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一个节日最初所承载的那种阶级记忆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不仅是道德层面的赞颂，还有将社会矛盾外归因的政治修辞和沉溺于符号层面战斗的释放出口时，这个节日便在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记忆置换”。劳动者不再是记忆中那些敢于抗争的活生生的个体，而变成了宣传叙事中面目模糊的道德符号。

阿尔都塞留给你们的问题是：谁在定义“劳动光荣”？当光荣可以脱口而出，光荣背后的人，那些具体的人，是否真的被看见了？如果说女权网友的改字表现为符号正义对物质正义的偏离，治理者的外归因又表现为解释的贫困与系统的自我防御，那么劳动节的语义漂移恰恰为这两种倾向提供了一个最完整的样本。它既是对阶级记忆的符号化，也是对社会焦虑的外归因。它用“劳动”之名讲了一个道德故事，却以“光荣”的名义回避了这个时代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

这正是今年五一最值得思考的事。三件事情，三种忙碌，背后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失去了一种直接命名困境的能力。当语言不再是揭示现实的工具，而变成了遮蔽现实的屏障，那么无论你在语言上做了多少努力，那些真实存在的压力、不公和疲惫，都不会因为一个字被改了、一个敌人被找到了、或一个人被表彰了而消失。

140年前，芝加哥的工人没有改一个字。他们改变的是自己的处境。而这是今天的我们需要重新习得的能力。这不是说去否定汉字的性别偏见、境外势力的渗透或劳模表彰的社会价值，重点在于逐一省思，我们是否过于轻易地陶醉于语言的镜像当中，而忽略了对现实结构本身的触碰？当对话只停留在词汇表面的身份认同感上，当舆论关注从分配不均的策略交锋转向对外部敌人的道德谴责时，那些真正需要被聚焦、需要被改变的压迫结构，反而在话语的缝隙间滑落。

从历史的裂缝中，我们或许还能看到另一种可能——一个不以修辞回避现实的可能，一个敢于直面困境而非寻找替罪羊的可能。真正的改变从不从改字开始，也不从找敌人开始。它从看见人开始，看见那些早出晚归、用身体支撑着这个社会运转的，具体的人。他们不必“光荣”，他们需要的是八小时工作制被真正落实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