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与火中诞生的国际劳工节：被篡改的历史与未竟的斗争

——2025年国际劳工节随想

1886年5月，芝加哥的枪声刺破了资本世界的谎言。当警察的子弹射向罢工工人的胸膛，当绞索勒紧工人领袖的咽喉，资本家以为，这场抗争会像无数被镇压的起义一样，沉入历史的暗河。

但他们错了。

工人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化作一面红旗，插在了5月1日的日历上——国际劳工节从此诞生。这不是一个关于“劳动光荣”的温情童话，而是一份刻着血字的战书，是全世界无产者对剥削制度的宣战。

然而今天，这份战书正在被篡改、被消音、被包装成消费主义的糖衣炮弹。

当“劳工节”变成“劳动节”，当罢工纪念沦为旅游黄金周，当企业家在表彰大会上为“劳模”鼓掌，却对996、欠薪、过劳死视而不见——我们是否已经忘记，这个节日是用什么换来的？

一、劳工节的起源：资本压榨下的工人觉醒与暴力抗争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街头被工人的怒吼与资本家的枪声撕裂。这场持续数日的罢工运动，是国际劳工节最原始的历史底色——它不是歌舞升平的庆典，而是工人阶级用鲜血浇筑的抗争史诗。

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工人每天被迫工作14-18小时[1]，却仅能换取勉强糊口的工资。1880年代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但工人日均工资不足2美元[2]，仅相当于同期资本家利润的1/300。童工占比高达12%，矿工平均寿命不足35岁，工伤死亡率年增23%。1884年，美国联邦贸易联合会通过决议，要求自1886年5月1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制。然而资本集团对此嗤之以鼻。于是，35万工人在全美掀起罢工浪潮，芝加哥成为风暴中心。5月3日，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致6人死亡；5月4日，干草市场广场集会遭炸弹袭击后，当局借机绞死4名工人领袖，史称“干草市场惨案”。被绞死的工人领袖斯皮斯在刑场高喊：

“总有一天，我们的沉默将比你们今天扼杀的声音更强大！”

当局为制造恐怖，特意选用缓慢收缩的绞绳，行刑持续长达7分钟。事后600多名工人被列入黑名单，家属遭驱逐，印证了恩格斯“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论断。 这场运动虽被镇压， 却成为全球工人觉醒的导火索。[3]

1889年，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会议上正式将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这一决定绝非偶然：它标志着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经济斗争转向国际联合的政治诉求。正如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中所言：

我们要为凡是劳工阶级将来的胜利战！为人类和文明的将来战！[4]

二、“劳动节”与“劳工节”：一字之差背后的意识形态陷阱

在中国，“国际劳工节”被或无心或有意地错译为“国际劳动节”。“劳动”指向抽象的生产行为，“劳工”则直指具体的被剥削阶级。前者将节日异化为对“劳动美德”的赞颂，后者则铭刻着工人阶级争取生存权的血泪史。而这种翻译的扭曲又具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最首要的一点是，将“劳工”（Workers）泛化为“劳动”（Labor），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剥削本质，消解了劳工节的阶级属性。劳动者被抽象为生产工具，劳工权益被置换为道德层面的“劳动光荣”。事实上，日语将“Labor Day”译为“勤劳感谢の日”，台湾地区曾用“懇勞節”，均刻意剥离阶级性，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译法。这种翻译策略与19世纪殖民者将非洲“抵抗运动”改写为“部落冲突”如出一辙，是文化霸权的语言学实践。

当原初的罢工抗争被简化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叙事时，公众的历史记忆在潜移默化中被重构了。例如在很多五一的官方宣传中，更多强调的是“表彰先进工作者”而非纪念以1886年的流血事件为代表的任何工人权益运动。“劳工节”变成“劳动节”，节日功能从阶级斗争转向生产动员。1949年后中国将五一与生产竞赛结合，工人从抗争主体转变为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螺丝钉”。

这种语义转变的后果触目惊心：当下中国很少有劳动者知晓五一节与芝加哥罢工的关联，而更多人只是认为“劳动节就是鼓励大家多干活”，或者“劳动节就是是给劳动人民放假休息的节日”云云。而更令人窒息的事实是，从劳工到劳动的语意转化，也实打实的发生在整个社会的人的观念中。

1952年《人民日报》社论将工人称为“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1980年代“铁人王进喜”叙事强调奉献而非权益，2010年“大国工匠”宣传，则用个体奋斗神话消解集体抗争可能。

2015年，中央以36年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这次评选强调面向基层一线劳动者，但公示期间仍有18人被刷掉，其中多为有贪污腐败问题企业高管。

在仔细查看2009年某集团公司报上刊登的10名劳动模范的照片及先进事迹简介后，与刚刚公布的该集团新一届劳模名单进行对比，发现十年前的10名劳动模范均为企业生产一线工人，而如今的15名劳模中，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多达5人，涵盖了董事会秘书、事业部经理、招标办主任、安全部长、监察处长等职位。[5][6]

领导当选劳模的现象已存在多年，令人深思。

三、全球分化：劳工节如何被资本主义肢解

事实上，从五一劳工节诞生以来，资本集团对五一节的恐惧与消解从未停止。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其对劳工节消解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

第一种，时间隔离——美国式“去政治化”改造。美国政府在1894年将劳工节定为9月第一个星期一，通过时空切割剥离其革命基因。《纽约时报》在报道芝加哥铁路员工的罢工斗争时甚至耸人听闻地宣传，芝加哥市“已被共产党占领”等等，带有明显的敌意。[7]

上世纪以来，美国资本家将劳工节包装成“夏日终结的烧烤派对”，工会游行被消费主义狂欢取代。现如今，很少有美国民众能将劳工节与其祖国的工人运动史相关联了。美国劳工节期间，沃尔玛门店会延长营业时间，并通过促销活动吸引顾客，并打出“欢庆劳动节，用购物来犒赏自己辛勤的劳动”等促销标语。沃尔玛还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报道为反对工人组建工会，并采取了多种措施阻止工会的成立。其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及其继任者一直强烈反对工会，认为工会会损害公司的利益。通过监控员工、威胁解雇支持工会的员工、限制员工与工会官员交流等方式，阻止工会的成立。在美国德州的一家门店，当员工投票支持组建工会后，沃尔玛取消了该门店的肉类部门，并关闭了附近其他门店；在加拿大的一家沃尔玛门店的员工成功成立工会后，沃尔玛迅速关闭了该店，并声称是由于“销售不佳；在法律明确规定工人有权组建工会的中国深圳、南京等地，沃尔玛仍旧通过取消节日福利、威胁解雇等方式，阻止员工加入工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争端。[8]

其次是文化覆盖，这是欧洲的“传统嫁接”策略。

在英国，五朔节（May Day）拥有千年的悠久历史，它本是一个充满自然崇拜和民间传统色彩的节日，人们通过庆祝春天的到来，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然而，劳工节诞生后，英国权贵资产阶级有意将五朔节与劳工节混为一谈，试图用五彩缤纷的花环和欢快的舞蹈来掩盖社会中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五朔节仪式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五月女王”的选举。在这一看似是对女性的赞美和颂扬的仪式中，实则蕴含着维多利亚时期贵族阶层规训工人的本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将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性别表演上，从而稀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让他们在性别角色的扮演中忘却自身所面临的阶级压迫。

德国对5月1日的庆祝方式也进行了独特的改造。德国人将这一天打造成一个“立五月树求爱”的民俗节日。在这个节日中，人们通过树立五月树来表达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然而，这一传统的起源却并非如此浪漫。它源自16世纪地主对农奴的奖励机制。当时，地主为了激励农奴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便设立了这一奖励机制。然而，这种机制本质上是地主阶级对农奴的剥削和利用，与劳工精神背道而驰。如今，这种传统被延续下来，工人阶级抗争的记忆被浪漫化地消解，原本属于劳工节的意义和内涵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只有对爱情和浪漫的追求。

而东亚各国也采取了不约而同的方式：制度消音。日本将“勤劳感谢日”定在11月23日，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勤劳感谢日”的部分仅用97字描述节日起源。韩国政府将五一称为“春游日”，虽保留五一假期但拒绝将其法定化。我国台湾地区则删除历史教材中“芝加哥罢工”相关内容达23年，而大陆历史教材对劳工节的起源相关教育也长期缺位。

“节日在场，精神缺席”，使劳工权益日益沦为空洞的符号。

四、劳工节的当代困境：当纪念成为行为艺术

在当今社会，五一节的庆祝方式和内涵似乎正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异化。一方面，消费主义的浪潮席卷而来，五一假期成为商家促销和刺激消费的重要时机。2021年“五一”期间，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企业、平台大展身手，用多重形式和多种品类的供给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消费热情全面释放。但是这种消费主义狂欢的背后，劳动者的休息权似乎被异化为刺激内需的工具，劳动者在假期中的休息时间被压缩，甚至有部分企业要求员工签署“自愿放弃三倍工资声明”，快递企业也提高了“假期件量考核”标准，这反映出劳动时间商品化的新形态。

另一方面，形式主义展演也在五一节中有所体现。在一些地方的五一庆典中，劳模表彰会逐渐演变成了权力展演的剧场。某地五一庆典中，主席台上80%的“劳模”为企事业单位领导。这种现象使得真正的劳动者，如外卖员、建筑工人等，被排除在聚光灯之外，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尊重。更有甚者，某市2024年五一晚会耗资3800万元，而参与舞台搭建的工人却遭遇欠薪，上台领奖的“劳模”中61%为副处级以上干部，建筑工人代表因“形象不佳”被临时替换。这种形式主义不仅背离了五一节庆祝劳动者的初衷，也反映出社会资源分配和价值导向的偏差。

不容忽视的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五一节的权益保障甚至也开始存在倒挂现象。在中国，2.9亿农民工中仅有34%享有带薪休假；而在韩国，五一节非公务员劳动者休假率不足15%。美国的零工经济从业者中，有82%表示“从不知道劳工节的意义”。这种权益保障的缺失，使得劳动者在五一节期间的休息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更荒诞的是，某些企业将加班美化为“欢度劳动节”。去年深圳某电子厂的横幅写道：“大千红五月，冲刺十万件！劳动最光荣！”这种说辞与1886年芝加哥资本家要求工人每天工作18小时的说辞何其相似。

五一劳工节在现代社会中正经历着多重异化，当纪念成为行为艺术，从消费主义的狂欢到形式主义的展演，再到权益保障的倒挂，五一节的初衷和意义似乎正在被逐渐淡化。

五、重建劳工节的革命性：从历史记忆到未来斗争

我想真正的劳工精神需要三重回归：重拾历史真相，重构斗争场域，重塑阶级意识。

重拾历史真相。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干草市场惨案，工人们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与资本家和政府展开了激烈斗争。在中国，上海五卅运动也是工人阶级觉醒的重要标志，工人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展现了强大的力量。这些历史事件应当被写进课本，应当被更多人知晓，让工人明白“节日是用同志的血染成的”。近年来，好莱坞编剧和底特律汽车厂工人罢工、Jeremy Brecher的《罢工！》一书出版，越来越多的事件将会证明，关于劳工节的记忆争夺战已经在多重空间展开。

重构斗争场域，从“放假休闲”转向集体行动。五一节不应仅仅是放假休闲的时刻，而应成为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契机。2024年，韩国快递工会借五一罢工争取最低工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占领庄园，这些实践延续着1886年斗争的血脉。在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愈发重要。2024年，全球零工经济劳动者成立“平台工人国际”，联合Uber司机、Upwork设计师开展跨境罢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劳工互助会的出现，也标志着劳动者开始突破行业壁垒，共同为权益发声。

重塑阶级意识，建立跨行业工人联盟。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外卖骑手论坛、程序员“996ICU”运动等，这些现象标志着新生代劳动者开始突破原子化生存状态。在德国，亚马逊工人用瘫痪算法代码替代传统罢工；印度IT工作者发起“数据静默运动”；中国骑手开发“幽灵订单”系统反制平台监控。这些创新的斗争方式表明，网络时代斗争工具发生了质变，劳动者正在以新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五一节不是历史的句号，而是反抗的冒号。”

当算法统治加剧劳动异化，当零工经济摧毁社会保障，重拾劳工节的革命内核，就是重建人类尊严的最后防线。

在历史的裂缝中看见未来

从芝加哥街头倒下的工人躯体，到今日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从第二国际飘扬的红旗，到富士康楼顶的防护网——

劳工节的历史，是一部未完成的抗争史诗。

当我们批判“劳动节”的翻译谬误时，本质上是在反抗记忆的篡改；

当我们追问“谁在五一真正快乐”时，实际上是在叩击阶级固化的高墙。

2025年的五一，不应只有消费账单与朋友圈九宫格，更应有对1886年英灵的祭奠、对当下剥削结构的控诉，以及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

毕竟，真正的节日从不在日历上，而在劳动者挺直的脊梁中。

部分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M].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348.

[2]. [美]菲利浦·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从殖民地时期到现代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M].三联书店:北京,1956:22.

[3]. 赵京.芝加哥干草市场的殉道者[M].Lulu Enterprises:NC27560,USA,2012:12.

[4]. 李大钊.“五一”May Day运动史[C].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16.

[5]. 石永亮.领导，请让出劳模指标[R].北京:企业管理杂志,2020.

[6]. 侠客岛.那些被连夜撤销的“全国劳模”[N].人民网,2025-04-30(1).

[7]. 张海涛.再说美国: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书信[M].北京出版社:北京,1991:65.

[8]. 拉里·罗曼诺夫.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国家[M],2021:81.